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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莫的Chiesa de Gesu教堂

 

回归对巴洛克(Baroque)风格的兴趣,是在于6月初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造访的一个巴洛克教堂。那天的行程中本来没这个教堂,但是交通阻塞的巴勒莫,令米兰导游临时改变主意,她穿街走巷,带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型的巴洛克教堂门前。

彼时一对中年人正在举行结婚25周年庆,头发有银丝、腰身显肚腩的丈夫拥抱亲吻眼角鱼尾纹嘴角法令纹明显的妻子,亲友们则向行人分发粉色气球,我也好运地分到一只(后来很用心地将之带回上海)。这个建造于17世纪的Chiesa de Gesu教堂外表颇不起眼,而内里的巴洛克装饰则华美得令人咋舌,看得我激情四溢。

豪华,又不乏宗教特色,有空间感和立体感,张扬,还蕴含着某种不令人反感的骄矜。

或许是我看多了less is more。德国设计师Mies van der Rohe影响了多少代人,他在1928年提出了”less is more”的名言。1929年,Mies设计了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以及巴塞罗那椅,那张简约的椅子后来成为某种生活态度的标签。

设计理念变成某种生活态度,本来就是流行文化影响消费文化的理由之一。

时尚产业的设计师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尝试过“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但始终不敌当时凌乱喧嚣的朋克(Punk)风。朋克狂潮过后,80年代,洗去铅华,“简约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落实在着装风格中,变得时髦起来。普拉达(Prada)、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吉尔·桑达(Jil Sander) 等则成为简约主义的代表。这几年的简约主义的代表是CÉLINE。自从菲比·菲罗(Phoebe Philo)2008年9月加入CELINE后,该品牌便迅速成长为时下最火的新星,而其Classic系列及Celine Handbag Luggage迅速变成极简主义的代表作。

最近某女性周刊的封面上,李宇春身穿CELINE圆领镶拼5色皮夹克演绎中性之美。好看是好看,但是并未令人感觉惊喜。我突然很期待她去驾驭巴洛克风——那种从涡形装饰变奏出不同款式、附有金属雕花、珍珠和丝线刺绣的服装,附着宗教元素,还怀着某种神秘与矜贵,能驾驭这种服装的,才是潮头英雄啊。

李宇春之所以大红,是因为她容易被定义,受众从她身上看到自己身上的那种家常、草根以及梦想成真。

触手可及的东西,虽然平实,但是也容易令人厌倦,哪怕再怎么唱《再不疯狂就老了》。

而时尚产业的制胜法宝,永远是在如何tell a story

.Less is more主宰几十年之后,市场突然充满了这个魔咒——厌倦。知道分子是最容易厌倦的那拨人,他们不停地想跑去钟摆的另一端,想找出那方奇景。

委拉斯盖兹的《宫娥》

 

我便是这其中的一份子。

我声称厌倦了极简主义,并立刻着迷地翻开艺术史,找比利时的鲁本斯、荷兰的伦勃朗和西班牙的委拉斯盖兹 的画作,来研究其光暗色彩以及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找来1860年出版的瑞士人布克哈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该书为后世对文艺复兴问题的讨论搭建了讨论的基本构架,并且随着其高足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年)《文艺复兴与巴洛克》(1888年),看他描述佛罗伦萨任何一根柱子的风格变化,找出了巴洛克建筑设计风格的特点。

所谓“巴洛克”,原意为不合常规,特指各种外形有瑕疵的珍珠。

古典主义者认为巴洛克是一种堕落瓦解的艺术,就像后人看待波普艺术。巴洛克风格到19世纪末才被用来表示气势雄伟、生气勃勃、富有动感、注重光和色彩效果的艺术样式。

从建筑设计风格到时装设计风格,各种元素的相互影响互相借力和渗透,构成都市流行文化的多维景观。巴洛克式服装之所以梦幻唯美,与其特殊的历史涵义密不可分。

Dolce&Gabbana的包包和眼镜

 

时尚产业每年都力求讲不同的故事。那些产业大佬每年都备有诸多锦囊,这个袋子里放着“少就是多”,那个袋子里则藏着拜占庭、巴洛克或者洛可可。这个袋子里告诉你要平民、高街时尚,人人都可以时髦一把,那个口袋里讲等级之差,宫廷绮靡。

像眼下的巴洛克风,就惹得我手痒痒,恨不得体验一把。

 

悲催的现实是,被less is more驯化已久的你我,似乎能驾驭的只有小黑裙(LBD),裸妆,马尾,清汤挂面头,平底鞋,100% cotton的变形吸烟装,以及为掩饰略微发福的身材而穿的川久保玲。当然,观念的现实还是,越是难以驾驭的东西,越是想要去尝试。

于是,这个秋冬,要不来一款巴洛克时装试试?——我自言自语。

 

左Balmain右Dolce&Gab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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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练

肖练

36篇文章 8年前更新

大学任教,时尚流行文化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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