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
一、 起初, “吉普赛风”是一种波西米亚精神
吉普赛人最早生活在印度西北部,血统属于雅利安人,语言则属印欧语系中的梵文。吉普赛人最初离开家园的原因和确切时间无从考证,只是有记载表明:5-7世纪之间,他们出现在伊朗;10-11世纪,他们经过中东到达巴尔干半岛;15-16世纪,吉普赛人已散布于全欧洲。从历史上看,吉普赛人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他们恪守其民族传统,刻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即便在任何地方都被看作是“二等公民”,他们也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哲学。
波希米亚位于捷克共和国的中西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15世纪起该地成为吉普赛人的聚集地,因此吉普赛人在欧洲通常被称为“波西米亚人”。(在《巴黎圣母院》音乐剧中,爱斯梅拉达介绍自己身世时唱的那支曲子,名字就是“波希米亚”。)19世纪起,吉普赛人作为主角频频出现在欧洲各国文学作品中,如梅里美笔下率性执著的卡门和雨果《巴黎圣母院》里能歌善舞的爱斯梅拉达,都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艺术家们从吉普赛人无拘无束、独具魅力的性格中汲取了无数灵感,塑造了许多熠熠闪光的形象,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成为了主角的吉普赛人被艺术化地渲染,更大程度上塑造出了这个民族的神秘和传奇,如爱斯梅拉达们身上那种纵有苦难也执著无悔的人生态度,让人充分感受到吉普赛人那种迷人的性格。然而这些艺术家眼中的奇葩,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在更多普通人看来,却是异端、威胁和永远的“配角”。吉普赛人那种不受管理、四处游荡、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被所到之处的国家和民族所嫌恶,他们不断被隔离、驱逐、排斥,然而他们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
渐渐的,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一边嫌弃身边的吉普赛人,一边却羡慕他们身上那种无所顾忌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欧洲以及各国艺术家率先在吉普赛人的文化中汲取灵感,而那些被吉普赛文化滋养过的文化艺术乃至时装,渐渐显出别样趣味。
加拿大吉普赛作家罗纳德·李在《天咒的吉普赛人》里疾呼:“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传统服饰,都被偷走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厅和博物馆里,它们被当作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法国的文化演奏着、展示着,我们几百年来所有的创作都被偷走了,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人称为‘小偷’。”
世界文化在无形中吸收波西米亚文化的精粹,而吉普赛人早就是兼容并蓄其他文化的高手。
拿着装来说。吉普赛人善于汇总他们所经过地区的着装特色,因此到达欧洲中部时,他们的服饰已经是各种民族风格的杂糅:多褶大摆裙是斯拉夫特色,东斯拉夫、后来的俄罗斯的着装也有类似的装束,各种闪亮的珠片、首饰是从印度带出来的,流苏和坠饰可能来自于中东波斯、北非摩洛哥人。吉普赛人无法去追求一件上好质地的衣物,只能一点一点地添置和补充和装饰,繁复的风格因此而形成;他们也无法总是保持衣着光鲜,就算年轻的吉普赛姑娘是多么喜欢鲜艳的衣裙,她们的裙衫也总是很快在流浪中变得黯淡破旧,但是他们会想办法让这些旧衣服看起来尽可能地美。
后来被称为“波西米亚主义者”的吉普赛人是反抗世俗的艺术家,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不对中产阶级“胃口”。因此,这些“自暴自弃”的浪子们时常是一贫如洗,却还不忘炫耀他们的衣衫褴褛。他们的横空出世,似乎就是为了对抗这个社会。反叛,就是他们血脉中的动力因子。由于早期的吉普赛风是与怀旧和反叛相捆绑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波西米亚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波西米亚人”则是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拒绝常理、习惯探索禁区并且企图反转整个世界的族群。
伊丽莎白·泰勒(Liz Taylor) 喜爱Thea Porter设计的长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业化的不断渗透,纯粹的波西米亚主义风格不断被削弱。从乔治·杜·莫里耶( George du Maurier)的畅销小说《软帽子》(Trilby)到普契尼(Puccini)的经典歌剧《波希米亚人》( La Bohème ),消费资本主义渐渐吞噬了这股新思潮,并把它贩卖给了普罗大众。
上世纪60年代,“波希米亚”继续成为欧洲青年向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主流生活挑战的招牌。在1960年代,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通过披头士乐队渗透到青年文化之中。经由摇滚乐的传播成为青年人的嬉皮士运动的要素,不过,此后的以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的波西米亚文化展现出同以往不太一样的特质。
正如美国女作家Alison Lurie所说:“设计师不是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但是他们却能以服装艺术的特有方式在不自觉中完成了社会使命。”如果以这句话来对应时尚风格的轮回,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时,人们穿着风格中出现了“BOBO”风。在这股风潮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了波西米亚与布尔乔亚的携手。
布尔乔亚们开始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衣服,他们的波西米亚装扮充满魅力,偶尔也荒谬怪诞,一副“我就喜欢如此自由”的调调,就如70年代波西米亚之母西娅·波特(Thea Porter)所说:“我认为服装风格不管怎么变化,都少不了享受生活这一点。”
飘逸的真丝轮廓、高领上衣和花卉刺绣——英国设计师西娅·波特的作品成为70年代波西米亚风格的巅峰,她定义了嬉皮风,并且令波西米亚风魅力四射。这位伦敦设计师的阿拉伯式长袍和吉普赛长裙,不仅装扮了布尔乔亚们,同样也装扮了从伊朗皇后Fara和到ElizabethTaylor等无数名流。
在去世15年之后,在今年2月-5月份在伦敦时装与织物博物馆举办的的“Thea Porter,70年代波西米亚风”展览,西娅·波特再度回到大众视线,英国人以展览的形式,详尽地追溯了这位波西米亚之母从阿拉伯长袍到高级时装作品的色彩斑斓的设计旅程。“浓郁的露天市场气息,对图案的热爱,受丝绸纱丽和自由风格印花吉普赛长裙灵感启发而打造的刺绣——Thea Porter在70年代的造型是其在中东大马士革和贝鲁特度过的童年时代的永恒化身。”——Suzy Menkes如此评价Thea Porte,换句话说,西娅·波特令不入流吉普赛风格变成了布尔乔亚钟爱的高级时装。
Thea Porte在工作
所以《天堂里的布波族》一书在2000年面世,也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出的这本书“Bobos in Paradise”,在书中提出新概念“布波族”:“布”,布尔乔亚(bourgeois)的“布”;“波”,波希米亚(Bohemia)的“波”。两者的结合体就是“布波”。以布波人为中心的这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信息时代的文化地图:布波人通过文化,而不是政治,重塑了我们今天社会的每个主要方面,清晰地勾勒了社会的上流阶层的变迁。波西米亚不再只属于吉普赛人,而已经为布尔乔亚所用。而新的阶层既有丰富的金钱财富,又不受阶级、身份、道德、社交规则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在物质和精神上同时享受了高度的自由,这岂不是天堂里的完美生活?
在如今的时装界中,波西米亚风格外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化、民俗化、自由化形态。浓烈的色彩、繁复的设计,带给人强劲的视觉冲击和神秘气氛。这种复杂的设计风格,实际也是对这两年风靡的简约风格的反拨。。
同时,波西米亚风的回潮,又引领人们回到更简单的内心追求——回到舒适自在,浪漫自由,追求享乐,自信十足的状态。
三、 2015年秋冬:强化了嬉皮色彩的新吉普赛风
2015年秋冬,吉普赛风格愈演愈烈。如今,不需要再强调布尔乔亚的身份认同,也不需要刻意成为主流,而是想更加自由更加不羁一些。于是BOHO风当道。
Boho风格继承了波西米亚的纯真、可爱的乡村式风格,更加增添了嬉皮主义的色彩。BOHO继承了波西米亚风格的鲜艳色彩,又因为夸张颓废的妆容被凝练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风格。世界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和造型师也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加些品牌资料)
以“自由”为主题,跟less is more告别,都市女性一偿宿愿,打造属于自己的“摩登吉普赛”风。她们运用多层次穿法、头巾、印花等,大玩混搭游戏;她们用透纱大罩衫搭配蛋糕裙,或是用流苏洋装混搭个性皮背心,更首次戴上头巾、头饰,展现前所未有的摩登吉普赛女郎造型。
充满了异域流浪风格的吉普赛女郎并不寂寞,因为有热情而奔放的色彩和热带植物图案来表现她的不羁。优雅的长裙、热带植物的抽象花纹、夺目而艳丽的夸张色彩,这一切装扮都让吉普赛女郎有了更加神秘而夺目的神采。
对于向往着波希米亚式自由生活的都市人,“波”式装扮可以在8小时之外让人轻松一下,圆圆自己内心深处的“流浪”梦,不能不说是这一阶段年轻阶层的集体心理需求。
关于给BOHO族做注解的妆容,不少明星早已乐此不疲地尝试。美国明星拉娜德雷Lana Del Rey早在2013年就以神秘而奔放的吉普赛女郎形象登上了潮杂封面。她那棕色系的整体妆容重点在于眉毛和眼妆的打造:用棕色眉笔勾勒出眉形,并将眉毛缺失处填满,眉头略重于眉尾,弱化眉峰处理能使吉普赛女郎时而流露出一丝柔情。在两颊刷拭暗影来代替腮红,凸显面部轮廓,搭配暗棕色口红。
2015年秋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像拉娜德雷这样,将优雅和轻狂结合,散发出吉普赛式自由不羁的“高贵”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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